露天煤业净利增近五成
而人之常则在于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53]，就是对道德实践之诚恳的执着。
他所著《春秋尊王发微》的特点就是不泥于传注而求经之本义。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理学这一名词又有广义与狭义的分别。
欧阳修也以元气或阴阳之气说明万物以及人的生成，强调物有常理，指出儒者的责任就是要究极天地人神事物之理[1]。前者是自发的，它随时提醒人们向自我的道德存在家园的回归，并在此情感体验中达成一种自我愉悦与自我满足。周敦颐有窗前草不除之事，以为与自家意思一般[13]。如欧阳修以《系辞》《说卦》《文言》非孔子作，质疑于《周礼》，责难于《诗序》，在当时引起很大震动。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心的主要内容是知觉，朱熹对知觉的分析与他对心的分析有相似处，就是绝对不能把知觉简单地归结为只是形而下的气，所以说，（知觉）不专是气。
[39]《语录三》，《王阳明全集》卷3。从宇宙本体论来说，王夫之以气本论为核心，对理与气、道与器、太极与阴阳这些范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就不仅是存在的问题，而且是意义和价值的问题。
这就回答了哲学何以是求好的问题。但是，人的创造不是将人与自然界对立起来，而是与自然界合一，达到同天境界，这样才能消除人的异化，确立人的地位和价值。为此，他将诗分为两种：一种是进于技的诗，一种是进于道的诗。[21] 这不仅是讲新儒学，而且是讲他自己的哲学。
所当然是应然的问题，人们应当如此存在。他用了中国古代许多流传至今的脍炙人口的诗句及其诗论说明他的观点，读来令人感受到无穷意味，从中便体会到他的形而上学的中国特色。
以下引文，只注明《全集》卷数、页码。这里隐含着的意思是，中国无哲学，其衡量的标准和尺度，便是西方哲学。二、哲学何以是求好 冯友兰在《哲学及其哲学史之一见》中，将哲学与科学作了严格区分，认为：哲学与科学之区别，即在科学之目的在求真。它没有固定不变的内容，但又有意旨，能给人以想象的空间。
分开来说，有所以然与所当然之别，但从实际事物或人的具体存在而言，二者是完全统一的。[22] 很清楚，哲学不能离开自然界而讨论人的问题，更不是人类中心论的。对于事实作解释，此是形而上学所以不同于逻辑算学者。这种诗性哲学不仅是哲学，而且能使人诗性地生活，得到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即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天地境界。
因此，哲学的根本目的是求好，而不是求真。人的问题实际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它所讨论的大概都是关于‘人的问题，例如，人在宇宙的地位和任务，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性和人的幸福。其中说：被称为全德之名的仁，不是泛指任何一种精神境界，而是确指最高的境界——天地境界。
另一层意思是形式主义与直觉主义的关系问题。‘天人之际，说的就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境界作为人心灵的存在状态，既包括理智的理解，又包括情感的态度，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称之为境界。中国哲学缺乏西方那样的抽象分析和形式概念，其概念常常带有形象特征，比如最抽象的理，也是用条理、纹理、腠理、肌理等等来表示。对于可以使人‘安身立命的大道理，反而不讲了。如果达到上面所说的精神境界[23]，那就是合内外，同彼己。
这种体认是具有价值意义的。朱子为什么说所以然与所当然是统一的呢？这个问题我另有文章讨论。
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15]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0卷，第657页。
冯先生早在撰写《新理学》时，就专辟艺术一章，讲艺术的功能及其特点，特别是与形而上学的关系。人把自己局限于自己身体范围之内，成为自然的对立物，以自己的身体为内，以其他万物为外，以自己的身体为己，以其他万物为彼。
冯先生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王国维所谓可爱，则是求好的问题，因为只有好的才是可爱的。他一生用力最勤的就是这项工作。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冯友兰发展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批评了现代西方哲学。
庄子只是一个代表，其实，许多哲学家都是如此。[1] 王国维：《静安文集序编·自序二》，《王国维遗书》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611页。
[3] 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639页。事实上，庄子的许多喻言表现了很深刻的哲学思想，我们不能说，庄子未用逻辑语言就不是哲学家。
比者由一事比喻另一事，兴者由一事兴起另一事。境界是一种人生，能与自然和谐相处。
[24]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3卷，第336页。为什么说，诗能表达哲学的境界呢？正如他自己所说，只用形式主义方法并不能达到哲学的真正目的，即天地境界这一理想人生，因此，必须用负的方法。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决不能统一。[41] 一句话，情境就是用形象语言所表达的超乎形象的意义及其激动人心而产生的情感状态，其特点是能使人感动，即调动人的情感，而不是理智的认识。
分析地说，所以然是讲存在问题的，是一物之所以成为一物的依据，一物有一物之理，即一物之所以然者。二者的区别就是客观事实（陈述）同主观要求（祈使）的区别。
至于诗歌，更是完全出于主观情感，与哲学毫不相干，从哲学或逻辑的观点看，诗的语言更是一些无意义的话。[20] 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哲学家不重视科学，但另一方面又说明，中国哲学家始终关心人生的大道理。
[21]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0卷，第16页。只有对中西哲学有深刻了解，才能提出这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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